高航道：“我也想啊，可咱不能做个献媚之人不是，你们读书人不是常说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话儿不是说良药多数是带苦味的，但却有利于治病；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，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。这句贤文旨在教育们要勇于接受批评，现在常用来说明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。
怎么你才做了几天的安南经略，就听不进去忠言了？”说完不等杨峥反驳，又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世上，能够得到智者的批评是一件幸事。要知道，批评一个人是需要很大勇气，冒很大风险的。谁都知道“多栽花，少栽刺”的道理，我便是想做个好兄长，才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来，你得感激，感激你身边站着都是忠臣？不然嘿嘿……？”
杨峥气得差点吐血，没好气的道：“少来，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本身就有问题？对什么对啊？“
“不是吧，我可听说了，这可是孔夫子说的话儿，对了，听说司马大人也用了，哦，还有留侯张良也用它来劝了汉高祖，这可是圣人说的话儿，哪能有错？”高航道。
杨峥看他一副说教的模样，越发气恼，哼了声道：“圣人的话儿未必就没有错，这话儿基本的思路没有错，就是要人接受别人难听的劝告。道理不难懂，其根据是因为人无完人，人人都有不足，而且，容易故步自封，自以为是，别人的劝告总是没有那么顺耳，所以，要求听者摆正心态，要虚怀若谷，要能够容纳，要集思广益，兼听则明，听得进去，可你仔细想想，这话里还是有很多问题的。”
高航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说法，不免有些好奇，道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杨峥道：“首先就是如何定义“忠言”。是不是逆耳的都是忠言？如果“忠言逆耳”是必然的、注定的、唯一的，那么，就可以说，“逆耳”是忠言的判断标准了。这样，就有问题了。“忠言”一定就要逆耳吗？既然是“忠言”，那为什么就不可以讲究点说话艺术，注意一下场合？毕竟现在又不像古代那么需要当众死谏了。
人与人沟通还是可以私聊的。私下里，温和地说，或者先表扬，关注一下对方心态，预感一下接受能力，然后再巧妙地、分步骤地表达忠言，这样岂不更好？“忠言逆耳”的提法显然不符合上文的做法。“忠言逆耳”，似乎忠言就不能说得更让人接受点，不讲分寸了，一定是逆耳的。
这样，说忠言的，用心良苦，语重深长，人家可能就不买帐了。不是仅仅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的问题，可能就是抵触，抗争，甚至反唇相讥，恶语回应了。
真理是相对的，那么“忠言”也是有条件的。而且，是不是忠言，往往是说话方自己认定的，是一相情愿的。正因为说话方经常自己认为对对方有用，自认为是忠言，就不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了，也不看场合，就说“为了你好”，更不管讲话口气了，这当然很成问题。更何况这“行”就一定需要忠言吗？有些行，做的人心中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清楚困难所在，这里说什么言语都是多余的。有些“行”是习惯，有些“行”是性格，有些“行”则是受种种条件限制了的，所以，“忠言”并不是一直管用的。说多了，反而影响做事情绪，不仅逆耳，还影响做事人心情，影响做事效果。所以，忠言并不一定是必须的，也未必就管用；而没有分寸、不讲艺术的“逆耳忠言”更可能是于事无补，反添乱象的。
事实上，说“忠言逆耳利于行”的人多半是教训别人的一方。听者这方认可这句话的，而且经常挂在嘴上的并不多。有些人受了这话的影响，有些人是骨子里就有这个文化的遗传基因，好为人师，整天没有什么事做似的，就是在琢磨给别人忠言善言。似乎就他自己最懂得人生，最懂得做事，也不管别人要不要，烦不烦，一味地提意见。这些人似乎没事尽找事，尽说些“逆耳”的话，而且，没完没了。从这点看来，病根就在于受古人这含糊的话潜移默化了。古人这话本身是朗朗上口，容易记忆，更容易传播，但是，越是这样的话，也因为简练而含糊，我们越是要实事求是，越是要深究，越是要细细分析。时间、场合不一样了，观点就应该更明朗更进步些，要与时俱进，要灵活变通。行动未必都要忠言，说多了无益；忠言未必要逆耳，逆耳了容易产生误解，形成敌意。而且，苦口未必是良药，苦不苦口也不是治病服药的判断依据。因此，还不如说成“良药对症利于病，忠言有效利于行。”对症才是标准，有效才是关键。“
杨峥心头有气，这一番话儿自是说得畅快无比，再看高航，这家伙显然是没想到不过是两句寻常的话儿，竟能被他说出这么一番歪理来，偏生这歪理还有几分道理，吧唧了两下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圣人的话儿还未这不是全对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