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是1月11号，早上我戴上手套——避免留下指纹，拿出王红民和林小峰的手机，用王红民的手机打通报警电话后，打开林小峰的手机，播了那段录音。随后我去了绍市服务区，把汽修店放着的县局别克开回来，下高速时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。
为什么事后调查高速通行证时，工商所的别克通行证没下高速，而且全省高速并没发生过谎称通行证丢失的情况？
因为工商所的别克车下高速，用的是县局别克车的通行证。县局别克车下高速，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。而这辆无论谁都不会想到和案子有关的丰田车，此时此刻还停在高速上，我把它停在了奉化服务区。
我原本准备等过完年，彻底风平浪静后，再回去把它开出来，到时谎称丢了通行证下高速。反正车主是个企业老板，有好几部车，我借了他的车后，他不会催要的。
1月11日，我拨打了绑架电话，里面威胁的杀人时间故意定在了1月12号晚上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电话过后，当天上面就会派专案组到县里，安排人质的解救工作。如果第二天过去后，人质还没发现下落，第三天或更晚，发现人质都死了，那么救援失败的责任就要专案组背了。此后警方就会开始侦办这次命案，迫于救援失败的问责压力，专案组必然希望尽快破案。利用专案组的破案心理，在恰当的时候，把林小峰犯罪的线索一个个展现出来，想必一切都顺理成章了。
可是运气不是太好，出了点意外，1月11号我刚打了绑架电话，谁知道当天尸体就被发现了，而且是在专案组赶到县里之前。如此一来，专案组没有责任了，急于破案的压力就不存在了。
当搜查工作开始两天后，搜查队还没找到朱梦羽的尸体，老大觉得现场搜不到其他东西了，准备放弃，这时我着急了，建议继续搜查，并且刻意重新安排搜查的方向，很快就让搜查队找到了朱梦羽的尸体。
看到她的包里被翻动过，唯独少了手机，此时大家肯定会觉得手机里有线索。
第二天，我故意和搜查队员一起在旁小便，于是很“意外”地找到了那只手机。
朱梦羽手机里的视频是我用电脑传进去的，为避免被技术人员发现文件的建立日期，我把手机弄坏，把视频备份到存储卡内，等着专案组看到。
在没有这段视频前，尽管现场留下的脚印与林小峰基本符合，扭断脖子的杀人手法也符合林小峰当过兵的经历，可是大多数人仅是有点怀疑，并不是确信是他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