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清明过后，斜塘镇上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，就算日本兵来的这几年也不例外。长街的两头架着机枪，来自四乡八里的乡亲们照样把庙里的菩萨用轿子请出来。巡游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，在一片锣鼓笙箫中，唯一缺少的是冲天而起的爆竹。日本人是绝对禁止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燃放爆竹的。爆竹一响，他们架着的机枪也会跟着响起来。
仲良的烟纸店就开在长街的尽头。坐在柜台里可以看到他想象过的那座桥，桥下的银杏树刚刚开始萌芽。这里曾是他母亲的家，现在成了他的烟纸店，除了卖香烟、火柴还兼售糖果与草纸。苏丽娜有时也从乡下收购一些土鸡与鸡蛋，主要卖给日本军营里的司务长。
有一次，仲良跟着日本司务长把鸡蛋送进军营，回来说其实里面的鬼子都是高丽拉来的壮丁。苏丽娜正蹲在灶口烧水，她笑着说难道你想策反他们？可话一出口，她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。苏丽娜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周楚康，想起了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不惜代价地去接近他，从他身上获取情报，最终把他拉拢过来，让他成为我们的同志，成为我们的情报人员。潘先生布置这些任务时，苏丽娜刚满二十一岁，离她在圣玛丽公学院的毕业典礼还有两天。
在离开上海的货船上，苏丽娜第一次在仲良耳边说起了她的身世，说起了她死在袁世凯狱中的父母，说起了她经历的那两个男人。他们躺在船舱狭窄的夹层间，就像挤在一口暗无天日的棺材里，紧挨着他们的是船主偷运的烟土。苏丽娜说完这些就泣不成声，她沉浸在自己的往事中，好像一点都没感觉到仲良已经把她搂进怀里。苏丽娜紧紧抓住仲良后背上的衣服，就像一个落水者紧抱着一块门板。
可是，当仲良用嘴唇摸索着找到她的嘴唇时，她一下清醒过来，别过脑袋，在黑暗中闭紧了眼睛。苏丽娜变得像具尸体一样僵硬，好像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货船在长江对岸的一个码头靠岸，这是陈泰泞护送的最后一站。他站在岸上，朝一个方向指了指，说，往北走就是你们的地盘了。
苏丽娜点了点头，看着他登船离去后，捋下戴着的一个手镯，往仲良手里一塞，说，我们各奔东西吧。
你去哪儿？
苏丽娜没回答，最后看了一眼仲良，扭头沿着一条积雪的小路进了镇子，在一家客栈投宿后就开始发烧。苏丽娜在客栈的床上躺了三天三夜，她把自己的一生从头到尾又回想了一遍，得出的结论是—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。
仲良在第四天的上午敲开了客栈的房门。他站在门口，望着形容憔悴的苏丽娜。仲良一句话都没说，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他的眼里布满了一个男人的沧桑与焦虑。
事实上，仲良一直守在客栈对面的茶馆里。苏丽娜在床上躺了三天，他就在茶馆的窗口坐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仲良的眼睛没有离开客栈的大门。
几天后，一对神情疲惫的男女出现在一个叫斜塘的小镇上。他们沿着河边的长街走到一座桥畔，站在那棵苍老的银杏树下。仲良看了会儿对面的竹篾铺后，拉起苏丽娜的手走了进去。
徐嫂一眼就认出了儿子。她从坐着的一张小凳站起来，手里还握着一把竹刀。徐嫂张了嘴，眼睛就湿润了。但在看到儿子身后站着的苏丽娜时，她的目光慢慢凝固起来，扭头对咧着嘴、露着满口黑牙的老篾匠说，你看，他比他那个爸要有出息。
老篾匠是个机灵的男人，他什么话都不说，在围裙上擦了擦那两只大手，很快去街上拎回了一块猪肉。
吃饭的时候，老篾匠就像认识仲良好多年了似的，大侄子长、大侄子短地说个不停，从他死去的外公，一直说到他外婆下葬。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老篾匠说，我就像是他们的半个儿子。
徐嫂始终一言不发，不急不缓地吃干净碗里的饭后，起身去了前面的店堂。仲良知道母亲这是有话要说，就跟了出去。站在母亲跟前，看着她像剥皮一样把一条竹篾从竹子上剖下来。徐嫂没有抬头，不温不火地说，她是哪家的姨太太？还是你勾搭来的舞小姐？
她是我太太。仲良平静地说，是你的儿媳妇。
徐嫂抬起脸，看着儿子，同时，也看到了站在里屋门边的苏丽娜。徐嫂的眼睛在两个人的脸上跳跃，忽然站了起来，说，把婚事办了吧，办了踏实。
说完，她把手里的竹刀往地上一丢，掸了掸衣襟进了里屋。
仲良却怎么也想不通，到了新婚之夜他还在问苏丽娜，她怎么知道我们没结婚呢？
苏丽娜没回答，她在烛光下凝望着这个比自己小了整整七岁的男人，说，如果哪天你后悔了，你一定要跟我说。
仲良摇了摇头，隔了很久，他捧起苏丽娜的脸，问她，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今天吗？他不等苏丽娜回答，马上又说，因为你，我才走上了这条路。
苏丽娜说，没有我，也会有别的女人跟你结婚。
不是这个。仲良想了想，说，如果没有见到你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会是上海街头的一个邮差。